
汤恩伯是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,也是让国共双方都不喜欢的一个人物。他一生坚持反共立场,大陆自然不会给他什么好评,小时候看过的电影《战上海》中那个光头油亮、满目凶光的“汤司令”就是他;即使在描写国军正面抗战的巨片《血战台儿庄》中,汤恩伯也被描画成一个违抗李宗仁军令、只知拥兵自保的军棍。而其在内战中的表现,尤其在上海保卫战中的失利,也使蒋中正大为光火,以致于1954年汤恩伯病逝于日本庆应大学医院后,
汤恩伯(1900.9.20—1954.6.29),名克勤,字恩伯,浙江武义县邵宅乡汤村人。1916年先后在浙江省立七中及浙江体育专科学校读书;1920年汤恩伯入援闽浙军讲武堂,毕业后任浙军第1师排长;1923年得到好友鲍经田的资助,受小学同学、武义首富童维梓之邀,同往日本,于次年考入东京大学法科;后因为留学费用无着。不得不于1925年3月辍学回国。在日本他认识了蚕桑学校学生王锦白,后与前妻离异,与王结婚。王锦白是浙军师长陈仪之义女,同年,在陈仪推荐下,汤恩伯官费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学习。1926年夏,汤恩伯完成学业回国,在陈仪部担任少校参谋,同年10月,随陈仪率部投奔国民革命军。1928年汤恩伯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官,在校期间著《步兵中队(连)教练之研究》,博得蒋介石赏识。1931年起,汤恩伯任第2师师长、第13军军长等职。1937年“七七卢沟桥事变后,汤恩伯指挥所部在南口、居庸关一线抗击日军进攻,血战二十余日,予敌重创。10月任第20军团军团长。翌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,台儿庄会战中汤有不可没的功劳,但也种下了他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间的不和,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其猛烈批评。之后汤兼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指挥,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,先后参加武汉保卫战、随枣会战,其所率国军精锐鲜有败绩。1940年初汤恩伯率部转战华北。1940年后汤恩伯兼任鲁、苏、豫、皖四省的行政长官。1942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。1944年4月在豫中会战中所部战败,受撤职留任处分。9月调任黔桂边区总司令。12月独山陷落,陪都重庆危机,汤恩伯部孙元良29军由四川入贵州解围。1945年3月汤恩伯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,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。至1945年7月汤恩伯在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。
1945年日本投降后,汤恩伯奉命抢占沪宁地区,先后任南京卫戍总司令、徐州绥靖公署第一兵团司令。1946年5月任首都卫戍司令。6月任陆军副总司令。1947年春汤恩伯兼第1兵团司令,率部参加对山东的重点进攻。5月所部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地区被全歼。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。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,奉蒋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宁沪杭地区。4~5月,汤恩伯所部主力在渡江战役、上海战役中被歼,残部溃退厦门,汤任厦门绥靖总司令,后弃兵逃至金门,留下自己军事生涯中的一大污点。10月汤恩伯由金门去台湾。
抗战中汤恩伯转战华北期间,多次重击日军,是日军畏惧的国军部队之一,被视为华北日军的心腹之患,1944年4月日军发起豫中会战,企图一举摧毁汤恩伯部主力,当时第一战区防线全面崩溃,全线撤退,这次撤退常被形容为狼狈不堪,其实在全线崩溃的情况下汤恩伯的主力基本有序撤出,并在登封重创日军。日军在检讨中称“作战目的虽在捕捉汤之主力,而在禹县等地获得局部性胜利,但其主力则在汤之巧妙指挥下逸脱,始终未能捕获意志顽强的汤兵团”。汤恩伯用兵胆大而部署缜密,由是可见一斑。
汤恩伯为人有其残忍的一面,在内战中,他对抓获的通*分子下手无情;抗战时在河南期间,因扩军征收重税,加重了当地民众负担,因此也有了“水旱蝗汤”四害之说;上海保卫战期间,浙江省主席陈仪鼓动汤恩伯投共,汤恩伯权衡再三,举发了此事,致使陈仪因此在1950年6月被处死。
去台后的汤恩伯任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等职,因陈仪一事,汤恩伯备受外界压力和内心煎熬,郁郁寡欢,隐居在台北三峡乡寓中,几乎足不出户。1954年,汤恩伯因胃溃疡和十二指肠肿瘤赴日本治疗,
下篇为登载于《炎黄春秋》2007年第9期吴家林---《汤恩伯与南口战役》
南口是扼冀察与山西的咽喉,其地形多崇山峻岭,关隘重叠,易守难攻,乃古今兵家必争之地。
日军也清楚认识到南口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。从平绥路进军山西,可以夺取整个华北;另外可以清除后侧之威胁,保证日军顺利南下。日本政府抽调精锐部队有:铃木重康率领的独立混成第11旅团、酒精镐次率领的独立混成第1旅团,以及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共计兵力在7万人以上。因此南口天险对日军来说,是势在必得。
汤恩伯在南口防御,主要依靠两个人。一个是第四师副师长陈大庆。汤军急援南口,当地进派参议作形式之联络,对南口方面的地形,还是陈大庆自己去摸清楚的。他在横岭城,组织临时司令部,用电话指挥前线部队作战,听取敌情,随时遣调布置,同时向后方高级长官报告,或传达上级命令。他对于前方地形相当熟悉。
另一位是第89师师长王仲廉,他访问怀来城内八旬老者,询问八国联军是如何攻下南口天险的?
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,蒋很赏识汤的才华。汤经常向蒋呈递“手本”献策。第13军在百灵庙一战后,奉命屯兵平绥路,其指挥部设在平地泉。
汤恩伯是南口战役的前敌总指挥,又兼第13军的军长。旗下兵力近6万人。包括两个军、两个师及一个旅。而第13军是南口战役的主力;全军人数有两万八千人。第13军是中央军嫡系部队,其素质和装备较其他部队为优秀。
从7月底到8月底,蒋介石几乎每天给前敌总指挥汤恩伯发指令。有时一天两三次。1937年8月18日,蒋介石致汤恩伯电:“汤总指挥,兄部无线电报应每日晨、午、晚三次与京中通电,怀来等据点城防工事成否?盼复。中正手启。”
8月13日,汤恩伯给罗芳珪团长电令称:“南口阵地,关系国家对抗战之成败……尤其吾人赖以抵抗强敌者,为战斗精神,而非大兵与精良之武器,吾侪誓死决不离开阵地寸步。人生百年,终须一死,好汉死在阵头上,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。”“请以此意转告与吾侪同生死、共患难之全体官兵,倍加努力,争取胜利为盼。”又给王仲廉师长电示:“南口阵地,即为吾侪光荣之归宿。我死则国生,
我贪生则国死,吾侪宁死尽以维护此阵地,并不幸求生还也。并转告全体同生死之官兵们!”苟吉堂在《南口之役》一书中称:中国军队“固守南口之恶战,已达白热化,有形之实力,固已对敌战斗作最有效之使用,而在无形的精神因素上,亦已发挥到最高限度,形成有我无敌之气势,此实为汤总指挥守备南口指挥作战之伟绩。”
作为战役的前敌总指挥汤恩伯责任重大: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指挥好这一场战役,打好这一仗。他把总指挥所放在怀来城内;但经常去师、旅、团指挥所,与下属将士商讨如何打击敌人,同时还鼓励官兵为国争光。汤恩伯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,那么卫兵、勤务兵呢?早已加入火线去了。他到前方去指挥,对着士兵沉痛的说“我们要好好的打呀!”他只能说这样简单的话了。他一看到自己的兵士,眼眶里就充满了泪水。士兵们见到这样一个人,也认不得他是谁了。猛然认出,这是军长呀!当他们想过来这个人与他们的关系时,也感动得流出泪来。
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当时《大公报》上报道:“
南口激烈的攻守战,历时二十多天,中国军人以伤亡33000人的代价,歼敌15000人。第13军是这一场战役的主力,伤亡12600人,占全军人数的45%以上。这场防御战,中国军人打得勇猛、顽强、悲壮、机智。打掉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创下了一次战役日军死伤万人以上的记录,延缓了日军进攻山西的时间,使日军“三个月内灭亡中国”的迷梦破灭了。当时,中共中央机关报《解放》周刊短评写道:“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,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,将永久与长城各口抗战,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,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”。




